在比利时的全国性政党发生分裂之后，组建的新政党不仅在组织上是各自独立的，而且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形成了差异。例如，在经济问题上弗莱芒语区的社会党比法语区的社会党更加温和，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弗莱芒语区的社会党强烈反对部署新的核导弹系统，这一态度在比利时各政党中是最坚决的。另一个例子是法语区的基督教社会党的政策主张要比弗莱芒语区的基督教人民党更为灵活，这两个政党之间的区别主要是由政党在自身活动地区的规模造成的：佛兰德地区的宗教氛围历来比其他地区浓厚，基督教人民党是弗莱芒语区最大的政党，因此该党具有了“全民党”的色彩。与基督教人民党类似，瓦隆尼亚地区历来是重工业区，因此法语区社会党是瓦隆尼亚地区的主要政党。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党成了瓦隆尼亚地区利益的最突出代表，而其他以“瓦隆尼亚”命名的政党则被边缘化了。

1978年的议会选举是比利时的所有主要政党都发生了分裂之后举行的首次选举。由于受到弗莱芒人的普遍支持，弗莱芒语区的基督教人民党获得了比利时总选票数的1/4以上，因此取得了比利时政坛的主导地位。其后，由于选民对该党处理全国经济事务的方式不满意，因而该党在1981年的国会选举中的得票率下降了1/5，流失的选票主要被自由与进步党、人民同盟两个政党获得。值得注意的是，在1991年的国会选举中弗莱芒阵营获得了全国性的突破，特别是在安特卫普选区该党获得了1/4的选票，成为该地区最大的政党。在1995年的比利时国会选举中，选民的投票热情不高，不满情绪严重，但投票结果并未发生大的变化[4]183-206。

1999年的国会选举是在比利时爆出一系列丑闻的背景下举行的，其中最大的丑闻是牲畜的饲料受到二噁英的污染，从而导致国内的食品生产陷入瘫痪。政府未能妥善处理食品危机使得政府在降低失业率和减少政府债务方面以及在使欧盟接受比利时为欧洲单一货币机制的成员国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被遮掩了下去。在1999年选举后，此前执政的基督教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都丧失了一些议席，而最大的受益者则是绿党和弗莱芒阵营。尽管自由主义政党的得票率仅出现了小幅上扬，但它们仍被视为1999年选举的最大赢家，这是因为经过这次选举，自由主义政党在近一个世纪以来首次成为比利时最大的政党集团。

比利时政府历来是多党联合执政型政府，而政党参与执政的时间长短则与政党的规模有关。具体情况是：天主教党及其后继党历来参与执政，社会党及其后继党经常参与执政，自由党及其后继党有时参与执政。1884年以来，第一位自由党籍首相是1999年上台的费尔霍夫斯塔特(Verhofstadt)。比利时主要的地区性政党——人民联盟、法语民主阵线、瓦隆集会党——也曾参与执政。绿党在1999年实现了参与执政的目标。极端政党人民阵营党成为了比利时唯一一个未曾参与联合执政的政党。

(二)比利时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政党新陈代谢的关系

比利时政党的变化情况可分为两个历史阶段：即20世纪60年代之前和之后两个阶段。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由于比利时从荷兰独立出来的时间并不长，再加上工人运动等与阶级对立有关的政治问题在比利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较大，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因此比利时的民族矛盾并未充分显露，也未能成为比利时最主要的政治问题。

“二战”结束后，比利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阶级矛盾得到缓和，这种比较和谐稳定的政治氛围反而为民族矛盾的凸显提供了条件。20世纪60年代以后，民族矛盾成为比利时国内最主要的矛盾，同时政党的对立又加剧了法语人口和弗莱芒语人口之间的对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尽管比利时如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受到生态主义思潮的影响，出现了绿党，但绿党是在比利时的两个语言区分别成立的，这显示出民族矛盾在比利时的巨大影响力。

总体来看，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比利时的政党如同其他国家一样，主要是因代表不同的意识形态而区别开来，但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比利时的政党首先是代表某一民族的政党、然后才是代表某一意识形态的政党。

以上对比利时政党的最重要变化进行了分析。在分析奥地利政党的新陈代谢时，有关变化在比利时也同样出现了。如在比利时，也存在着宗教政党被世俗政党所取代、现代化过程中的政党(工人党、资产阶级政党)被后现代化政党(绿党)所取代的情况，但比利时的这类变化的重要性被民族主义政党的崛起掩盖了，而且民族主义的兴起还挽救了比利时的宗教政党，因为宗教政党发挥了民族主义政党的作用，因此宗教政党在比利时的影响力比在一般欧洲国家的影响力更大一些。但这并不代表比利时人的宗教情结更浓(尽管比利时人的宗教情结确实比新教国家更浓)，而主要是因为比利时存在严重的民族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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